当春风再一次吹过田野，那些沉睡数千年的遗址，正以泥土剥落的声音回应着我们的叩问。
西阴村旁，仰韶的炊烟仿佛刚刚散去，先民制陶的指纹还留在残片之上；八里坪的高台基址，龙山时期的工匠曾在此远眺，规划着最初的聚落格局。绛县东吴的商代灰坑里，一片卜骨或许记载着某次未被史书记录的祭祀；襄垣南丰的探方中，商人的陶鬲静静地倒扣着，像一顶时间的冠冕。
这就是考古的魅力，一层层掀开历史的真相，探究我们对文明起源的源头和演进。
3月14日至15日，由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考古文博研究院、山西省考古学会、山西晚报社共同主办的“2025年度山西考古项目汇报会”在太原举行。据统计，在2025年，山西省开展考古调查1887项，基建勘探1054项，配合基本建设发掘200余项，这些数字的背后，是考古人风餐露宿的日日夜夜。从晋阳古城大型建筑基址的重见天日，到闻喜上郭城垣路网的逐渐清晰；从忻州刘沟的夏代聚落，到长治秦家庄明代将军墓中依然璀璨的首饰——我们在这一寸一寸的揭示中，看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更令人感怀的是，山西考古的脚步已跨出国门。中亚戈壁上，山西考古队的旗帜第一次迎风飘扬，那是三晋大地的考古学者用洛阳铲对话世界的开始。
展开剩余97%有人说，考古是往回走，走向过去。但我们知道，每一次手铲的起落，都是在为未来寻找根基。
今日，我们呈现在报纸上的是荣获“2025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荣誉的六大考古项目，它们也只是漫长历史中的惊鸿一瞥。
但正是这一瞥，让我们得以窥见：这片土地之下，埋藏着怎样的辉煌；这片土地之上，应当生长出怎样的自信。
翻开这一页，让我们一起，探源和倾听大地深处的回响。
01
溯历史之源 证文明华章
——专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媛
在中华文明浩瀚的星空中，山西是一颗永不缺席的星辰。
正如很多考古界专家说的那样，在中华文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进程中，山西用考古逐次破译和解读，正实证着这些历史进程。“2025年度山西考古项目汇报会”的成功举办，25项年度重要考古成果的逐一亮相，越发彰显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图景，是如此广袤、如此壮阔。
汇报会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郑媛接受了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的专访，细数2025年山西考古的收获与亮点，展望新一年工作蓝图。
田野之上，文明脉络日渐清晰
“本次考古项目汇报会的总体定位是：系统总结一年来山西省内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新进展和新认识。”回望2025年山西的考古工作，郑媛开门见山，总结了山西考古呈现出的三大鲜明特色。
首先，史前文明图景更加清晰。“夏县西阴遗址仰韶聚落双重环壕真容初现，让彩陶故里的文明脉络更加丰满；沁水八里坪龙山高等级建筑的再获突破，为探究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关键坐标。”郑媛细数道，芮城坡头遗址的精细发掘，河津古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最新收获，共同勾勒出晋南地区史前文化序列的绵密图景。这些曾经深埋于黄土之下的聚落环壕、房址窑穴等，在考古人手中连缀成一幅绚烂的史前文明画卷。
其次，夏商考古成果尤为突出。从晋南绛县东吴、夏县辕村，到晋中昔阳钟村、忻州尹村，再到晋东南襄垣南丰等遗址的发掘，夏商遗址在山西大地上连点成线、织线成网。“夏县东下冯的夏商城址、绛县西吴壁的夏商冶铜遗存、昔阳钟村的早商墓葬，系统厘清了晋南及太行山沿线的夏商文化格局。”郑媛表示，这些发现为“考古中国”“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等国家重大课题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三，历史时期城址考古亮点频现。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的发现让晋国的都邑布局逐步显现；晋阳古城大型建筑基址群的持续揭露，让盛唐北都的恢宏气度重现人间。与此同时，长治秦家庄明代镇国将军朱胤杊家族墓的发现，则以清晰的墓主身份、丰富的出土文物，填补了山西地区明代高等级墓葬研究的空白。
视野之变，山西考古学的全局观
科技考古，已是时下辅助考古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此次汇报会议中，很多考古人都提出“聚落考古”的理论。考古人的视野，早已从一方探方、一处遗址，扩展至整片流域、整个区域。
谈及考古理念与方法的新进展，郑媛表示，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在各项目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考古人不再局限于对单个墓葬或遗址点的孤立研究，而是以聚落思维统领全局，将视野扩展至整个聚落布局、生业模式及人地关系，力图复原古代社会活态图景。”郑媛说，例如，夏县西阴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期30余万平方米的史前双重环壕聚落，让我们对遗址规模、布局和营建模式有了宏观的认识。西阴遗址位于青龙河流域中游，它与青龙河上游的夏县崔家河遗址和下游的师村遗址等共同构建起该流域五六千年前的史前聚落群，“这些聚落为我们系统研究该区域的史前社会组织结构、聚落之间的联系、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对象。”
同样，芮城坡头遗址的发掘，找到了清凉寺史前墓地先民们的生产生活区。其中，坡头遗址的多重环壕反映了该遗址规模，新发现的墓葬区则反映了该遗址不同族群或不同等级人群在墓地位置安排上的不同规划，以及在丧葬礼仪上的差异。
这种考古工作理念的转变，意味着每一次发掘都在与历史对话，更在与同一片土地上的其他遗址遥相呼应。考古人手中的探铲，正在一点点串联起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文明碎片，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区域文明图景。
在技术方法上，多学科的科技手段广泛应用于考古工作的方方面面。一粒碳化的粟米，可以告诉我们三千年前先人的饮食习惯；一件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可以还原一条古老的资源运输通道；一处聚落的布局演变，可以揭示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轨迹。郑媛说：“传统田野考古学结合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分子生物学、冶金矿物材料学等专业科技力量，协同开展综合研究，不断拓展着考古人员的研究视野和阐释水平。”
尤为令人振奋的是，一批年轻的考古人走上汇报台。“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表达自信，以饱满的热情阐释着各自的学术观点。”郑媛欣慰地说，这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年轻队伍，不仅展现了山西考古人才梯队的合理构建，更预示着山西考古事业未来发展的无限潜力。
走向公众，让考古“活”起来
多年来，山西考古始终坚持学术研究与公共传播同步推进，让考古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大众，此次汇报会也是如此，最新的考古发掘，第一时间向公众展示，及时且全面的信息，也为更多业内人士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年来，山西考古博物馆推出《礼乐华夏》《瑞蛇呈祥》等一系列高质量专题展览，同时与全省多家博物馆联合举办《寻根——运城最新考古成果展》《铲释千秋——新时代忻州考古成果展》等7场联巡展，还在亚美尼亚成功举办出境联展，让三晋文化走向世界。
公众考古教育品牌也在持续发力。《“玉”见二十四节气》社教课程举办48场，服务千余名师生；《小小考古学家养成记》深受青少年喜爱；“考古汇”新媒体平台全年推送原创文章423篇，总浏览量63.5万次；微博发布133条，累计阅读量达150.3万。全省10余处考古发掘现场对公众开放，夏县辕村、西阴，闻喜邱家庄等遗址接待了大量当地群众、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学校师生。
“当孩子们站在探方边第一次亲眼看到文物出土的瞬间，那一双双闪亮的眼睛，正是考古成果全民共享最生动的写照。”郑媛动情地说。
2026年，对山西考古来说，是个“大年”——中国考古史，走到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百年前，李济先生踏上西阴村的土地，开启了中国考古史上光辉的一页；百年后，我们将以此为契机，举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系统总结百年西阴的学术积淀，让中国考古的故事继续传扬。”郑媛表示，未来，会让考古成果更好地走向大众、服务社会，共同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三晋大地灿烂的历史文脉，为建设文化强省、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贡献更大力量。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考古人的使命，便是为沉默的遗存赋予声音，让每一段文脉都化作前行的底气，让三晋古脉生生不息，让中华文明薪火相传。
2025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运城市夏县西阴新石器时代遗址
运城市河津市古垛新石器时代遗址
运城市芮城县坡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运城市绛县东吴商代遗址
长治市襄垣县南丰商代遗址
长治市潞州区秦家庄明代镇国将军朱胤杊家族墓
2025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入围项目
晋城市沁水县八里坪新石器时代遗址
忻州市忻府区南关新石器时代遗址
忻州市忻府区刘沟商代遗址
运城市盐湖区吕儒商周遗址
大同市平城区御东文兴社区北侧北魏墓群
太原市晋源区晋阳古城晚唐五代建筑基址
2025年度最受公众
关注的山西考古新发现
运城市夏县西阴新石器时代遗址
长治市襄垣县南丰商代遗址
运城市夏县东下冯夏商遗址
晋城市沁水县八里坪新石器时代遗址
运城市临猗县翟家庄新石器及夏商遗址
运城市芮城县坡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02
走向田野 叩问大地
——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
2025年度山西考古汇报会落下帷幕，25项重要考古成果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构建起一幅跨越数千年的文明图景。在这场一年一度的学术盛会上，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再次作为联合主办单位深度参与。
会议期间，山西晚报·山河+记者专访了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从百年西阴的新发现到晋东南考古基地的建成投用，从文物全科人才培养到AI与考古的融合探索，陈小三娓娓道来，勾勒出山西考古的年度画卷，也展现出一位考古学者对学科发展的深邃思考。
考古突破：在文明源头续写新篇
“今年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李济先生主持夏县西阴村发掘100周年。”陈小三的开场白，将时间拉回到1926年。那一年，西阴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中国学者独立主持考古的先河。
百年后的今天，西阴遗址再次成为焦点。2025年的发掘，揭示了两重环壕结构，考古工作者从聚落布局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座古老遗址。“考古学在百年历程中，学科理念一直在变迁。”陈小三感慨，“今天我们不仅是在发掘，更是在与前辈对话，在文明探源的国家课题下，用多学科合作的手段追问文明起源的关键问题。站在百年的节点上重新探索古老的遗址，检视我们走过的路，对我们大有裨益。”
这种“再探索”，成为2025年度山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鲜明特色。芮城坡头遗址的突破最为完整——过去学界只知这里发掘了高等级的清凉寺墓地，出土了大量玉器，墓地主人财富惊人，当时的猜测是此处与盐池外销有关。如今，居址区、多重环壕结构相继揭露，一个完整的庙底沟二期阶段聚落呈现在世人面前；河津古垛遗址则在配合基建的考古前置工作中，践行聚落考古理念，全面揭露了距今约5000年的大型房址及复杂结构；沁水八里坪作为晋东南百万平方米级的大中心聚落，揭示了陶寺文化向晋东南扩张的轨迹，其文化因素可南传至太行山南缘。
商代考古同样亮点纷呈。绛县东吴商代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可观的商代墓地，数百座墓葬有序排列，如此规模的族邑墓地在晋南尚属首次发现。陈小三强调，这证明此地在商代曾有大规模人群稳定活动，考古队发现与墓地对应的居址就在旁边，这是首次发现商代的居址，“如何来认识这处遗址的性质，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襄垣南丰遗址则由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持发掘。这是该遗址自上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进行的首次科学发掘，填补了区域商代考古的空白，为理解商王朝对晋东南的经略提供了关键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25项成果中，有13项与运城有关。“这绝非偶然。”陈小三说，“运城拥有不可替代的资源优势——盐池的盐与中条山的铜矿，是支撑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国家战略资源。同时，运城也是山西水、热、土地资源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农业产能很高，为社会复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从史前的坡头、清凉寺，到夏县的东下冯、绛县的西吴壁和东吴，资源吸引着四方人群，文化在此汇聚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汇聚成一体的生动剖面。”
校地融合：从参与者到主人翁
作为第二次联合主办年度考古汇报会的高校代表，陈小三深切感受到校地合作的深化，最大的感受，是从“参与者”向“主人翁”的深刻转变。
这种转变，体现在学术贡献度的提升——从晋东南南丰遗址的发掘，到科技考古团队的深度介入，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标签愈发鲜明。
如今，该学院与地方考古院所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形式更灵活，参与度更高，校内的文物全科人才也能直接受益，课堂直接搬到考古现场，让师生直面学术最前沿。陈小三说：“从教学角度分析，老师们也需要了解最新的考古学进展来更新课程体系，摒弃脑海中陈旧的知识。”
2025年，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大的举措，是晋东南田野考古教学实践基地的建成投用。基地位于襄垣县夏店镇范家岭村，占地约10000平方米，集田野发掘、整理研究、科学教研和公众教育于一体。从太原到襄垣，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让师生能够便捷地往返于课堂与田野之间。“这个固定阵地，使学院拥有了稳定的区域考古支点。我们日常的田野报告编写、整理研究和对外服务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其综合效益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持续显现。”陈小三说。
在科研产出方面，陈小三娓娓道来：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大伦院长在《光明日报》发表AI考古前瞻文章；谢尧亭教授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结项获评“优秀”；学院全年有7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成结项，5个项目鉴定等级为优秀成果，科研实力稳步提升；侯亮亮教授团队的稳定同位素研究，已深度介入多项重要遗址的阐释，并受邀参与国家文物局重大项目……
未来可期：拥抱田野和AI时代
山西首创的“文物全科生”培养模式，在2026年7月将迎来第一届本科毕业生，112名学生即将充实到全省各县的基层一线。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山西基层文博人才匮乏的百年大计。”陈小三介绍，学院构建了全链条的实践教学体系：学生们在理论学习过后，可以通过田野考古实习，掌握基本技能。知识体系丰富之后，还能进入山西省考古院组织开展的重要遗址完成进阶训练，由顶尖专家指导。每年假期，学生返回生源地县市文博单位实习，实现在校学习与未来工作岗位的提前对接……
“我们的理念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陈小三说。田野考古需要在实地进行，研究也需要在田野中完成，实现从技能训练到学术研究的无缝衔接。未来，他们必将会成为各县市考古工作的中流砥柱。
时下，大家对大数据和AI的讨论非常热烈。谈及科技考古，陈小三特别提到AI的应用前景，“目前AI在场景复原等方面的尝试虽略显生硬，但潜力巨大。”
他举例说，如果让AI根据已知信息生成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它可能会生成明清时期的建筑——因为在它的数据库中，相关数据或资料很少，它不了解史前建筑的样貌。“但从生硬的展示到流畅的动画，距离并不遥远。未来，AI对考古学的支持如场景复原等，或许会发挥超乎预期的作用。这也是今天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积极拥抱时代变革，鼓励师生勇于尝试。”
近年来，打造全国一流考古院校，始终是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全体师生的愿景。陈小三说：“推动山西考古再上新台阶，需要资源、人才、平台、课题四轮驱动。我们将继续在传统优势领域深耕，持续凝练重大研究课题，发掘一批重要遗址。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人才，并且紧扣一流学科和一流机构的各项指标，积极申报各类省级和国家级的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
采访过程中，陈小三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积累”。考古是积累，学科建设是积累，人才培养也是积累，“没有捷径，只有一天天、一铲铲、一代代的坚持”。
03
夏县西阴新石器时代遗址：
百年三次发掘 更多史前密码浮现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杨及耘
主要参与人：
郑媛、吴洋洋、王洋燚、郭晓兰、赵淑峰、郑文浩
1926年，李济先生在夏县西阴村挥下第一铲。这一铲，不仅开创了中国人独立开展田野考古的先河，也让这座地处运城盆地的史前聚落，从此与中国考古的发展紧密相连。1994年，第二次发掘，建立了西阴遗址的年代学框架。2025年7月起，在该遗址首次发掘百年节点来临之际，新一轮考古发掘启动。
每一次发掘，都是对仰韶文化内涵的深入解读。百年考古之路，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也是考古人探源溯古的初心坚守。
揭露双重环壕，还原史前聚落布局
本次发掘，共发现仰韶中期、晚期等各类遗迹116座，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仰韶中期双重环壕。这一发现，表明仰韶时期的先民在聚落内部已经进行了有意识的规划，为理解西阴遗址的聚落结构、防御体系与功能分区提供了线索。
前期勘探发现，外环壕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周长约2100米，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350米，壕沟内面积30万平方米。这种形制是运城盆地的地方特色。内环壕是本次发掘新发现的一条环壕，已探明长度约270米，位于内部环壕聚落的东北部。西南部被现代村庄破坏，西部尚未探明。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吴洋洋介绍，史前时期环壕的功能主要是防御和排水，本次发掘的双重环壕承袭了这一基本属性，是先民抵御外部风险、疏导聚落内部雨水的重要设施，为聚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与单一环壕相比，双重环壕的发现，表明西阴遗址在仰韶时期已开始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区与聚落布局。
环壕的发展与演变，也折射出西阴聚落的兴衰历程。吴洋洋表示，此次发现的环壕始建于仰韶中期偏早阶段，废弃于仰韶中期偏晚阶段，环壕废弃后被全部填埋，此后的仰韶先民在填埋后的环壕之上继续生活，修建房屋等设施，本次发掘发现的墙基遗存便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该墙基是环壕废弃后修建的房屋残留基础，其基槽内分布着24个近圆形、剖面呈“U”字形的不规则柱洞，这些柱洞可能是仰韶先民在修建木骨泥墙时栽立木骨的关键设施。“木骨泥墙是史前时期的房屋建造方式，先民先以木头立起房屋的框架结构，再在木骨外围抹上草拌泥，形成坚固的墙体，这一建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仰韶时期先民的建筑智慧。”吴洋洋说。
在发掘的居址区内，还发现了分属仰韶中期和晚期的墓葬遗存。其中既有明确墓坑的3-5岁小孩墓葬，也有葬于袋形坑底部的成人灰坑葬。值得注意的是，小孩墓葬均分布在居址区内，这一现象与当时的丧葬习俗有关，是典型的“居址葬”。据吴洋洋介绍，在仰韶文化时期，婴幼儿或夭折的儿童一般都会葬在居住区内，以瓮棺葬为主，有少量土坑葬，这反映了仰韶先民对孩童的特殊情感，将其葬在居址附近，希望他们不被惊扰、不受伤害。
手工业遗存丰富，再现先民生产生活
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以仰韶时期陶器、石器为主，包括高足圈盆、陶纺轮、陶环、穿孔石刀、石纺轮、石镯、骨镞、骨笄等。最让考古工作者意外的，是在壕沟附近发现了成套的与制作彩陶相关的工具——彩陶盘（调色盘）、研磨石、磨盘、赤铁矿石等。在以往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中，这些工具均是零星发现，该发现为研究仰韶彩陶的制作工艺、彩绘颜料使用等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那个时代尚没有形成文字，所以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彩陶的花纹和器形可以起到断代的作用。那么，这些彩陶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吴洋洋表示，通过研究与实物印证可知，仰韶先民制作彩陶有着严谨规范的工艺流程。首先筛选优质陶土，制作成陶坯后进行阴干处理；其次利用研磨器、磨盘将赤铁矿石磨成细腻的粉末，在以器物残片制成的调色盘上调配出绘制彩陶纹饰的颜料；最后在阴干的陶坯上绘制出精美的纹饰，再放入陶窑中烧制，一件典型的仰韶彩陶便制作完成。
“尽管本次发掘区域未发现陶窑遗存，但结合1994年第二次发掘中发现陶窑的成果，可确定西阴遗址存在完整的彩陶制作、烧制体系，制陶作坊区与环壕相邻的布局，也体现了聚落功能分区的合理性。”吴洋洋告诉山西晚报·山河+记者。
出土遗物中，一件石制蚕蛹的发现，再次将西阴遗址与中国丝绸起源联系起来。早在1926年西阴遗址首次发掘时，李济先生便发现了半颗经过人工切割的蚕茧，为中国丝绸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本次出土的石制蚕蛹，也从侧面证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西阴先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夏县西阴村及附近自古就流传着嫘祖养蚕缫丝的古史传说，从半枚蚕茧到石制蚕蛹，百年间的两次重要发现，为探索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手工业形态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遗址中出土的陶纺轮和石纺轮，可将细麻线拧成粗线，实现纺线、织布的基本功能，也说明当时的纺织工艺有了一定发展。出土的石镯、骨笄等装饰性器物，制作工艺精湛，充分体现了先民的审美追求与手工技艺。骨镞、石刀等生产、防御工具形制规整，是先民狩猎、劳作与防御的重要保障。各类丰富的手工业遗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阴遗址聚落内部可能已经出现了较为明确的手工业分工。
除了比较成熟的手工业，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带有河南郑州大河村文化特征的高足圈盆，这一遗物虽在出土彩陶中占比不大，却为研究五六千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证明当时运城盆地与河南郑州地区的先民之间已存在交往。吴洋洋推测，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是通过贸易往来实现的。
回望百年考古，从“起点”到“突破”
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西阴遗址的独特地位，早已镌刻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络之中。
西阴遗址从1926年到2026年经历的三次发掘，均处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上：第一次发掘处于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初期，考古理论与方法正在萌芽；第二次发掘处于中国考古学的形成期，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与方法，区系类型学成为指导思想；第三次发掘处于中国考古的高度发展期，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新思想、新方法成为主流。
在吴洋洋看来，三次考古发掘最大的变化是理论方法的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一代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青灯黄卷、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考古精神。而之所以选择在西阴遗址发掘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进行第三次发掘，一是纪念李济先生和袁复礼先生的首创精神；二是缅怀考古先辈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三是深入了解西阴遗址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为进一步研究遗址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演变提供新的实物资料。
此次发掘，收获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对于这座仰韶文化中型聚落遗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更多的未知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解码。吴洋洋介绍，下一步，西阴遗址考古队将继续以聚落考古理论为指导，在2025年发掘的基础上，对新发现的内环壕及周边区域进行发掘，明确环壕走向，确认疑似墩台设施性质，寻找同时期墓地，为进一步研究仰韶时期中型聚落遗址的功能分区、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业模式提供新材料。在田野发掘的同时，西阴遗址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多学科融合，联合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年代学、古DNA、动植物、古地貌、石器等方面综合研究，完成发掘资料整理，深化对遗址的认识，探索西阴遗址的社会网络体系与发展轨迹。
百年，三次发掘，双重环壕，一枚石蚕蛹……西阴遗址的每一次挥铲，都在刷新我们对仰韶先民的认知。从防御聚落到手工业分区，从彩陶工艺到丝绸起源，这片土地承载的不仅是史前先民的生活印记，更是中国考古人百年求索的精神坐标。如今，百年节点上的新发现已为仰韶文化研究翻开新的一页，而更多的文明密码，正静静等待在手铲与科技的对话中，重见天日。
04
河津市古垛新石器时代遗址：
蚕蛹破土而出 昭示先民“精耕细作”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运城市考古研究所、运城市考古队、河津市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郑媛
主要参与人：
李金霞、李辉、贾高强、张来鹏、程贝贝
在河津市科技创新示范园一处看似寻常的台地上，吕梁山巍峨北依，黄河波涛西眺，汾水悠悠南迎。
谁能想到，在这厚重的黄土之下，竟沉睡着距今五六千年的史前聚落。随着考古工作者手铲的轻轻剥落，一座座房址、陶窑，一枚枚形态逼真的蚕蛹破土而出，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仰韶时代的大门。
70平方米的史前“豪宅”
见证社会组织变迁
古垛遗址的发现，得益于“考古前置”政策的实施。2022年12月至2025年4月，为配合河津市科技创新示范园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分两次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考古前置”是指在政府出让土地前先行完成考古工作。这一模式既确保文保单位有充足时间进行科学发掘，也使企业拿地后能迅速建设，免除了文物问题导致的工期延误。自2021年运城市出台改革方案以来，这已成为土地供应前的必要环节。
对于深埋地下的北方黄土地带的软遗址，现代化机械施工稍有不慎便可能带来毁灭性打击。“考古前置”从源头上规避了风险，也为考古队赢得了宝贵时间，使其能够像对待主动性项目一样，在遗址上展开细致入微的发掘工作。
两次发掘累计揭露面积2180平方米，发现仰韶文化房址5座、灰坑139个、陶窑4座、火塘4处，出土了一批重要实物。古垛遗址背山面水，古河道穿流而过，这种地形意味着便捷的生活资源：靠近水源便于取水和获取渔业资源，背倚山脉利于狩猎和采集木材石料，是生产力较低条件下降低生存成本的明智选择。
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半地穴式房址（编号F3）格外引人注目。其面积超过70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坐东朝西，由半地穴式穴壁、夯土墙体、门道、火塘、柱洞及多层加工形成的居住面等构成。
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豪宅”的建造过程颇为考究：先挖出深约1米的半地穴基坑，紧贴穴壁夯筑墙体并埋设立柱，再修筑门道和火塘，于室内关键位置立柱，然后用纯净黄土铺垫并反复踩踏形成居住面，最后架设屋顶。坚固的立柱结构增强了房屋稳定性，也为扩大室内空间创造了条件。这种建造方式与黄河中游地区同期特大型房址如出一辙，代表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复杂的建筑技术。
这样一项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远非单个小家户能够独立完成。有学者推测，其出现或许与聚落内部开始出现社会组织能力，甚至是原始的社会分化有关。
6枚石雕或陶制蚕蛹
折射史前先民精神世界
本次发掘最令人惊喜的发现，是6枚石雕与陶制的蚕蛹。它们造型逼真，细节生动，与现代家桑蚕蛹高度相似。其中4枚在发掘中直接发现，2枚是在过筛时筛出。当第一枚蚕蛹从筛网上被发现时，其栩栩如生的形态令在场者惊叹。
这些蚕蛹有何用途？考古人员认为，考虑到石雕蚕蛹尤其是其中一件石英石制品的加工难度极高——当时工艺条件下很难找到能雕刻如此坚硬石材的工具，这种高成本制作反映出它们在先民心中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作为玩具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有学者指出，先民耗费心力制作这些蚕蛹，应当上升到精神信仰层面去理解。它们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内涵？是与原始养蚕缫丝相关的崇拜，是祈求食物丰足的巫术，还是寄托着生命轮回的愿景？目前尚无定论，但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线索。晋南地区自古流传“嫘祖养蚕”的传说，这些考古发现为古老传说增添了实证色彩。
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穿孔石坠饰等小型饰品，工艺娴熟，在同期遗址中较为少见。
遗址中，灰坑、房址、陶窑之间存在复杂的“打破”关系，如同记录聚落变迁的年轮。大量灰坑集中分布，多为椭圆形和圆形，有的坑壁还能看到工具加工痕迹。部分灰坑似乎与房址存在附属关系。陶窑大多仅存底部，其中一座由火塘、环形火道和窑室组成，残存窑室仅高10厘米。
这种叠压关系生动讲述了这片聚落的故事：诞生之初仅有灰坑，年代属仰韶早期东庄文化和中期西阴文化偏早阶段；西阴文化鼎盛期，人们开始营建房屋；西阴文化后期，房屋被废弃，原址出现打破房址的陶窑。
通过分析，可以勾勒出发掘区功能布局的三次转变：从最初的灰坑阶段，转变为核心居住区，最终演变为手工业生产区域。这一过程可概括为“灰坑群-核心居住区-手工业生产区”的演变。
值得一提的是，房址柱洞内竟无任何木柱腐朽痕迹。考古人员推测，古人可能在迁居时有计划地将木柱等可用材料全部拆走，屋内物品也被清理一空。这种彻底搬迁，可能是出于应对自然灾害的考虑，或是因为聚落布局理念转变而主动规划迁移。从现有迹象看，并未发现因战争导致的仓促废弃痕迹。
古垛遗址弥足珍贵
填补汾河下游发现空白
古垛遗址年代，从仰韶早期延续至中期，涵盖东庄类型到西阴文化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在晋南以往相对匮乏，古垛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汾河下游仰韶早期文化发现的空白，为研究东庄文化如何向中期西阴文化演变，提供了关键的新视角和实物资料。
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陶器类型丰富，多见钵、盆、罐、瓶、釜、瓮；彩陶纹饰有黑彩、红彩、白彩，常见条带纹、直线三角纹、弧边三角勾叶纹、网格纹、圆点纹等。其中一些彩陶盆上的纹饰，与周边典型遗址出土器物完全一致，印证了其在文化分期上的标尺意义。尤为难得的是，遗址中保存有西阴文化早期和中后期的连续遗存，年代衔接紧密，为建立该区域陶器演变完整序列提供了可能。
谈及发掘过程中的惊喜时刻，还得提到6枚石雕和陶制蚕蛹。近年来，晋南夏县师村、闻喜邱家庄等遗址相继发现仰韶文化蚕蛹造型遗存，加上古垛的新发现，已形成“多点开花”局面。这类蚕蛹目前集中出土于晋南，对于探讨“嫘祖养蚕”传说及中国丝绸起源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未来如果能通过科技检测在这些蚕蛹上发现丝蛋白残留，其与原始蚕桑信仰的关联性将得到更有力支撑。
考古队员们对其中一枚“最有缘”的蚕蛹记忆犹新。在清理大型房址F3居住面时，大家连续工作多时，几乎找遍了已揭露面积。就在找到最后一个柱洞、稍作休息后，队员们回到探方继续清理，仅蹲下几分钟，便意外在距清理面极浅的土层中发现了那枚精巧的石雕蚕蛹。它埋藏位置距离居住面仅半厘米，出土位置十分明确。
数千年前，它是否曾安放在这座房屋的某个角落？是主人迁居时不经意遗落，还是特意留下的？房址堆积可分为多层，大部分陶器发现于上层，属房屋废弃后逐渐堆积形成；而最底层填土纯净，地面几乎空无一物。正是在近乎徒劳地寻找居住面、内心期盼有所发现之时，这份跨越数千年的“馈赠”不期而至。
据了解，河津市已规划在遗址所在地建设“古垛南遗址公园”。发掘区周围，一座座为当地产业转型升级而建设的现代化工厂正在崛起。在这片土地上，人文景观将与工业文明并存，实现一场跨越五千年的“古今对话”：一侧是仰韶先民曾经生活劳作的史前聚落，另一侧是一步之遥的现代化高科技园区。同一片土地上的古今映照，正是考古学的独特魅力所在——让我们真切感知到，脚下的这片土地，承载着怎样厚重而又鲜活的历史。
05
芮城县坡头新石器时代遗址：
惊现大批立石 持续解锁“坡头之谜”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张光辉
主要参与人：
张海、王小娟、钟龙刚、杨林轩、路婷婷
巍巍中条，悠悠黄河。在山西最南端的芮城县，中条山南麓的缓坡台地上，静卧着一处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记忆的史前聚落——坡头遗址。2025年，这个看似平凡的地方，凭借一系列突破性考古成果，从众多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膺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它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为何能引发学界如此关注？带着这些问题，山西晚报·山河+记者对话项目负责人，揭开这片土地下掩埋的千年故事。
坡头遗址，
文明演进的“连续剧”
“坡头遗址是晋南地区史前时期发展较为连续、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之一。”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光辉研究员开门见山，点明了遗址的独特价值。
遗址地处中条山南麓，背靠大山，面朝黄河，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先民们从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留下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发展足迹。距今5000年前后，这里是中条山南侧的区域性中心聚落；距今4000年前后，遗址更是进入鼎盛阶段，社会复杂化程度显著提升。
“从仰韶到龙山，坡头遗址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俗表现，基本能够勾勒出整个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完整轨迹。”张光辉介绍，尤为耐人寻味的是，遗址距离著名的运城盐湖仅约13公里。长期以来，学界很多人认为，坡头的发展与盐业贸易密不可分，但始终缺乏实证。“一个地方能让一群人持续生活一两千年，必然有其特殊优势。”张光辉表示，探寻坡头兴盛之谜，正是他们持续关注的焦点。
立石为标，
或为中国最早“墓碑”
2025年，坡头遗址考古工作的最大亮点，新发现一处龙山时期墓地。在这里，100平方米范围内密集分布着40余座墓葬，排列规整，秩序井然。更重要的是，它与此前闻名学界的清凉寺墓地属于同一时期。
据张光辉介绍，此次发现的龙山时期墓地，与清凉寺墓地隔沟相望，直线距离700米，却同属于一个聚落，意味着龙山时代的坡头至少有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这里生活。如果结合清凉寺墓地的考古成果来分析，清凉寺墓地随葬品丰富，多见玉器、朱砂，相对富有；新发现的墓地缺乏大型墓葬，随葬品寥寥，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总体略低一级。同一时期的两个群体，财富和地位差距如此之大，很可能与社会身份或职业分工不同有关。张光辉认为，这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分层现象。
最令考古工作者振奋的，是这批墓葬中发现的特殊葬俗——立石为标。在多座墓葬的墓坑内，发现了竖立着的石板或石块，位置明确，保存完好。
“这种‘立石’现象以前也偶有发现，但均倒在墓边，我们始终搞不清它的原貌和功能。”张光辉表示，坡头墓地的发现，首次确证了当时“立石为标”的葬俗确实存在，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在原墓葬内竖立石质标识的现象，“这明显是为了标记埋葬位置。”
这种立石，无疑具有标识作用。它不仅标记着墓葬的位置，更可能用来标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给特定的人做标识，这种做法，是不是和墓碑有关联呢？对此，张光辉表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墓碑是起着标识墓葬的作用，随着文字的出现，其后来的内容更加丰富，记述了墓主人的姓名、事迹等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坡头遗址的立石，可能是中国墓碑制度的早期源头，为研究中国古代丧葬礼仪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实物证据。
发现过程：
三次“错认”与一次塌方
说起墓地的发现过程，张光辉连称，“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根据同时期很多遗址的情况来看，存在多个墓地是常态。”张光辉回忆道，2022年，他们在坡头东南调查时发现一批墓葬，推测是龙山时期墓地，结果发掘后证实是东周时期；2025年年初，又在坡头西南发现带朱砂的墓葬，最初以为是龙山时期，清理后又是东周时期。
第三次，他们在坡头又发现了墓葬。考古队员们认为该墓葬位置靠近仰韶中期壕沟，推测可能是仰韶时期墓地，“结果发掘下去，既不是东周也不是仰韶，正是我们苦苦寻找的龙山时期墓地！”这一发现最终印证了最初的推测，这片区域确实存在另一批龙山时期墓地。
更富戏剧性的是，这片区域在2020年至2022年的勘探中曾漏掉。因为这里原是个打谷场，地面坚硬，上面还铺着碎石路，勘探用的探铲打不下去，加之位置偏，就暂时搁置了。2025年夏天，由于雨水冲刷，地坑院边缘坍塌，塌方处赫然露出人骨。闻讯赶来的张光辉当即判断：“这下面一定有墓葬！”紧急勘探后果如其言，墓葬分布密集，探铲已不便深入，他们果断布方发掘。
第一个10米×10米探方挖下去，密密麻麻的二三十座墓葬显露出来，最终清理出约40座墓葬，且排列有序，层层叠压，可见当时是按一定顺序、一定群体规划下葬的，“对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组织、亲属关系、葬俗制度意义重大。”张光辉说。
从未停歇，
几代人接力破解谜题
坡头遗址的考古史，是一部几代人接力的学术史。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就多次前来调查。彼时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引发学界震动，已故著名考古学家高炜先生亲临现场，判断清凉寺墓地为遗址的一部分，遗址主体在坡头村东，既有龙山遗存，也有仰韶堆积，这一认识至今看来依然精准。
2003年至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薛新明老师主持发掘清凉寺墓地，获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当时，就在坡头遗址进行了试掘，为后续工作奠定基础。2020年，“考古中国”项目启动，坡头遗址被选为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临汾有陶寺，运城传说中又有‘禹都安邑’‘舜都蒲坂’等与早期国家相关的历史记忆，选择坡头这个大型遗址，正是希望借助考古手段，探寻晋南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真实轨迹。”张光辉说。
4年多来，考古发掘工作从未停歇。但面对400万平方米的巨大遗址，已揭示的面积不过是沧海一粟。“要把这个遗址完全搞清楚，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代人也未必能完全说清楚。”张光辉语气凝重，“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尽可能把它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从仰韶到龙山，从普通聚落到区域中心，从立石为标到社会分化，坡头遗址正在用沉默的遗迹讲述生动的历史。新发现的墓地揭开了当时社会的复杂图景，立石葬俗为追溯墓碑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而持续两千年的连续发展，则让今人有幸窥见文明化进程中一个地方社会的完整演进。
未来，还有更多谜题等待破解。坡头兴盛的真正动因是什么？两群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立石所标识的“特殊身份”又指向何人？盐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深埋在这片黄土之下，等待考古工作者继续抽丝剥茧。
“考古是一代代人的接力，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后人多解开一些谜题，多留下一些确证。”采访最后，张光辉的话令人深思。从清凉寺到新墓地，从玉器到立石，似乎坡头遗址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6
绛县东吴商代遗址：
一豆一戈印证 晋南中原多元交融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绛县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段双龙
主要参与人：
曹大志、田伟、张登毅、陈小三、钟龙刚、徐久森
运城绛县古绛镇东吴村，北倚绛山，东临自然冲沟，南望涑水河与中条山，地处运城盆地通往临汾盆地、东出中原的交通要冲，西南距著名的西吴壁夏商遗址、周家庄新石器时代遗址仅4公里。独特的地理区位，让这片土地成为古代中原与北方文化交汇的关键节点。
202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等数家单位联合发掘，92座商代中期墓葬次第显露，以商代遗存为主的聚落遗址重见天日，填补了晋南商代中期考古的关键空白。
三年深耕
黄土坡下勾勒商邑全貌
绛县东吴遗址的发掘，并非一场偶然的发现，而是考古工作者三年深耕的结果。
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段双龙说，早在2019年，这里就曾清理出一座商代被盗墓葬，铜壶、铜觚、铜戈等器物的出土，让大家意识到，这片台塬下藏着丰富的商代遗存。
2023年，山西将“绛县东吴遗址考古调查与勘探”纳入专项课题，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核心，反复研讨调查、勘探方案，为后续的发掘工作筑牢了基础。2024年，考古团队正式对这片区域展开大范围调查与针对性勘探，一点点摸清了遗址的轮廓。
这是一处总面积9万余平方米的聚落遗址，西部是1.3万平方米的墓葬区，东部为8万余平方米的居址区，商时期的遗存尤为丰富，还叠压着仰韶、庙底沟二期、春秋等时期的文化痕迹，宛如一部埋在地下的晋南文明“史书”。
202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绛县东吴遗址考古发掘纳入“夏商文明研究工程”，正式的发掘工作在商代墓葬区中部及西北部展开。这些墓葬都是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以北向为主，大多设有熟土二层台与腰坑，葬具以“井”字形单棺为主，墓主多为仰身直肢或俯身直肢的葬式。部分墓葬里，朱砂铺垫、殉牲祭牲等典型商代葬俗清晰可见，透着完整的礼制特征。
通过这些墓葬与出土器物，考古团队明确了遗址的时代集中于殷墟一期前后，或可延续至殷墟二期，同时也发现了关乎墓地族属的重要初步线索。“每一次开探方，每一件文物出土，都是在为晋南商文化研究补全关键的一环。”段双龙说，三年时间，从纸上规划到地下发掘，这座商代聚落的面貌，在黄土中慢慢清晰起来。
一豆一戈
隐藏商代文化交融密码
在东吴遗址的众多出土文物中，两件器物的现世，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倍感振奋。它们一个来自居址区的生活灰坑，一个出自M27号商代中期墓葬，一豆一戈，默默诉说着商代中期中原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交融。
商式陶豆，是考古队员清理东部居址区一处生活灰坑时发现的。这是一件完整的商式陶豆：浅盘、斜沿、高足，盘下有凸棱，圈足饰弦纹，其形制、纹饰甚至烧制工艺，都与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陶器风格一致。洹北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重要都邑，也是中原商文化的核心代表，这件陶豆的发现，无疑印证了中原商文化在商代中期仍深耕晋南地区，是当地文化的核心内核，也说明东吴遗址是中原商王朝在晋南的重要文化据点。
而在M26号墓葬中，墓主身侧出土的一件銎内铜戈，更是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这件铜戈长约25厘米，援部微曲，具有鲜明的北方系青铜器特征。
段双龙表示，这两件器物，一豆窥探中原商文化特征，一戈又看到北方文化的交融，“反映出东吴遗址珍贵的价值”。
居葬分离
窥见商代的聚落生活图景
除了一豆一戈，东吴遗址的众多发现，得以窥见三千年前晋南商代聚落的生活图景。
遗址西部的墓葬区与东部的居址区，形成了鲜明的“居葬分离”格局，这也是晋南地区商代聚落形态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考古团队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起相对完整的聚落结构框架，让商代中期晋南先民的生活与丧葬布局变得更为具象。
该遗址还出土了陶豆、陶盆、漆器、骨器等大量日常遗存，部分陶器的口沿、铜戈的内部均刻有族徽与刻符，这些印记虽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却为解锁当时的族群身份信息，探讨商代的族群分布与文化认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段双龙介绍，从整体文化面貌来看，东吴遗址透露着鲜明的多元融合特征，既以典型的商文化为核心，又融入了黄土丘陵、山西本土地域的物质文化元素。器物形制与制作工艺相交融，清晰印证着商代中期中原与黄土高原之间频繁的文化互动，也让这处晋南要冲的文化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而遗址中仰韶、庙底沟二期等史前时期遗存的发现，更让东吴遗址的价值再上一个台阶。从史前到商代再到春秋，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层层叠压，勾勒出晋南地区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脉络，使这里成为研究黄河中游地区文明延续与交流的重要样本。
填补空白
重塑黄河中游商代文明格局
东吴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一场多单位、多学科跨界协作的实践，既有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机构的本土实践经验，也有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大学等的学术研究优势，师生们深入考古一线，参与探方发掘、文物整理、资料记录，把课堂搬到了考古工地，实现了科研与育人的深度融合。
“多学科融合协作，是东吴遗址考古研究的核心特色。”段双龙介绍，田野考古、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古文字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等多个学科团队同步介入，围绕着出土的器物、动植物标本、人骨遗存展开专项研究，对这座商代遗址的解读，不再局限于器物与遗迹本身，更延伸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族群等多个维度。
植物考古团队通过浮选标本，探寻先民生业模式，还原他们的农耕与采集生活；动物考古团队分析骨骼遗存，解读先民的饲养与资源利用；古文字团队则对着陶器与铜器上的族徽、刻符反复考证，试图解锁族群的密码；环境考古团队研究遗址的自然环境，还原先民与自然的相处关系……各学科的成果相互印证、彼此补充，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研究体系，让三千年前晋南先民的生活图景，在研究中变得更加清晰。
在晋南这片华夏文明的核心沃土，商代的考古研究一直是区域文化谱系构建的重要一环，但长期以来，商代中期的考古资料相对匮乏。晋南地区如何融入中原商文化体系、中原与北方文化如何互动，始终缺乏确凿的实物证据，这也成为黄河中游商文化研究的一处关键空白。
“东吴遗址的发掘，不仅是晋南商代聚落形态研究的突破，更对探讨中原商王朝与黄土高原的文化互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段双龙表示，作为中原与北方黄土高原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东吴遗址的多元文化面貌，为研究商王朝的边疆经略、区域文化整合、族群迁徙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证据。而遗址以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的发掘与研究，也为晋南地区商代聚落考古树立了新范例，其完整的聚落结构，为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聚落规划理念，提供了重要线索。
段双龙介绍，整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及性质还未完全解读，墓地的族属仍待考证，中原商文化深入晋南的具体路径仍需探寻……这片黄土之下，还有更多的文明密码，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解锁。
07
襄垣县南丰商代遗址：
填补考古缺环“近畿之地”面貌初显
发掘单位：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襄垣县文化和旅游局
学术指导：
谢尧亭
项目负责人：
陈小三
主要参与人：
祁冰、张振腾、路晋东、靳健、张亮、卢超、王建峰
3000多年前的晋东南浊漳河上游，有一批先民逐水而居、种粟为生，饲养家猪、储存粮食，有专业的制陶技术、制铜技艺，还有独特的信仰祭祀方式……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文化又反映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2025年，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襄垣县文化和旅游局在长治市襄垣县南丰遗址进行了发掘。经过5个多月的发掘和研究，实证襄垣南丰遗址晚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位于今河南安阳的商王朝都城一致，是晚商时期的近畿之地。
浊漳寻古，
跨越数十年的考古探索
南丰遗址所属的襄垣县位于长治盆地北部，平均海拔约900米，属海河流域浊漳河上游，水资源丰富、交通位置优越，自古文化昌盛。南丰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一部跨越数十年的考古接力史。
早在20世纪90年代，长治市博物馆便率先发现并确认了这处遗址，1999年其被核定为长治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国家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开展初步调查，经勘探确定遗址总面积约22万平方米，文化层年代贯穿仰韶中期至东周时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2024-2025年，为落实国家文物局“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子项目“黄土高原东南部商代文明研究项目”，同时完成山西大学2023级考古学专业田野考古实践教学任务，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晋中及晋东南地区考古调查。经过多轮综合研判，最终将工作重心选定在南丰遗址。
调查面积30万平方米、勘探面积5万余平方米，发现灰坑、墓葬等遗迹，确定遗址文化层堆积厚度为2.1-3.5米，遗存涵盖仰韶、龙山、夏、商、东周及元、明、清等多个时期，遗址中部商代遗存较为丰富。
2025年，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襄垣县文化和旅游局，对襄垣南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据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师祁冰介绍，截至2025年12月，南丰遗址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200余座灰坑、3座房址、2座陶窑、3处墓葬。其中，发现晚商时期灰坑193座、陶窑2座、墓葬1座，出土大量陶器残片、动物骨骼、石、骨、蚌、铜等材质的兵器、工具、饰品等。目前已经修复陶容器30件，另发现卜骨数件。已经鉴定动物种群中，以家猪的比例最高；部分灰坑中发现大量碳化小米，为还原晚商社会风貌提供了海量实物资料。
小邑大事，
晚商王朝近畿聚落的生活密码
根据遗址内发掘的各类陶器及相关器物对比，项目考古团队认定，襄垣南丰遗址是晚商时期殷墟文化的近畿之地，是商王朝核心区与晋陕高原诸方国文化交流的必经通道，其文化面貌呈现出商文化核心因素与本土土著文化交融的鲜明特征。
项目团队目前将整个发掘区划分为北、中、南三部分。中部为制陶区，北部可能为聚落边界，南部为居住或储藏区。
在发掘区发现的遗迹绝大部分为晚商早期。北部发现有多处陶窑及操作坑。经勘探可知，这片陶窑分布区一直延续至东部发掘区外。陶窑分布区边缘，出土有大量陶器残次品和陶拍、陶垫等制陶工具。南部东侧一圆形灰坑内，仅6L土样中就出土了8000余个碳化植物种子，且以粟为绝大多数，初步推测该坑的最初功能为储藏粮食。另一处较浅的灰坑上层出土较完整猪骨一副及较多动物骨骼，推测其可能具有祭祀功能。
遗址中除了出土有大量形制特征与安阳殷墟完全一致的盘口鬲、假腹豆、骨簪等商文化陶器以外，还有少量代表黄土高原本地文化特色的三足瓮、小口折肩罐等。箭镞、卜骨、人牲等反映出本地先民除了农业活动和手工业还参与战争、祭祀活动。
祁冰说，综合现有发现，可初步勾勒当时期先民的生活场景：在商王朝统治下，他们在漳水之滨种粟畜豚、营舍制陶、祭祀占卜。
殷商西土，
填补晋东南商代考古“缺环”
该项目负责人、山西大学文博考古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介绍，长期以来，长治襄垣南丰遗址所在的晋东南地区长期缺乏针对商时期遗存的系统考古工作，文化面貌一直不清晰。本次系统发掘，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实物成果，还有效弥补了这一短板，为认识该区域商时期的人群、文化、经济、社会提供了实证。
根据出土遗存，初步厘清晋东南地区商文化谱系。南丰遗址相关成果是研究商王朝在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模式的重要依据。其文化面貌和地理区位，证实了长治地区应是商王朝王畿地区与晋陕高原交流的重要通道，为构建商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陈小三说，未来，考古项目组将对浊漳河流域的重要遗址进行复查，探索该区域文化格局的演进和宏观聚落形态的变化。深入探索商文化在本地区的发展特点；继续对相关领域开展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跨学科研究，探究当地人群与殷墟人群的相关性。
走向田野，
考古田野教学的“晋东南实践”
在襄垣南丰遗址发掘期间，山西大学晋东南田野考古教学实践基地也正式投入使用。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教学实践基地，旨在打造一个集田野发掘、科研创新、人才培养、公众教育于一体的区域性考古实践平台，彰显晋东南地区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祁冰说，田野考古实习是考古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具体内容是实地参加为期一个整学期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完成全套的田野考古训练。通过田野考古实习，学生全面掌握现代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技术，通过实践来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学术问题的能力。其学科性质以及教学特点所决定，田野考古实习课的学习地点必然是在有考古遗址的野外，而且必须是亲手操作。同时，又由于古代遗址是具有不可再生性的文化遗产，任何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都必须与特定的科研课题相关，要求教师和实习同学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不容许有丝毫的马虎和疏忽。因此，教学方式与平时的课堂教学有很大的不同。教学内容除传统的田野发掘技术以外，还涵盖重要遗址发掘案例、信息化系统、采样设计、多学科整合及遗址保护等内容。山西大学晋东南田野考古教学实践基地，有效地满足了田野考古教学科学、规范化教学，保证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高质量发展。
陈小三说，根据长治市政府与山西大学签署的共建协议，基地以国家和山西重大考古需求为导向，依托国家文物局“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开展重大考古项目。
3000年岁月流转，南丰遗址出土的每一件陶器、每一粒粟种、每一块骨骼，都诉说着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的生活智慧和文明成就。随着后续考古工作的深入，这处跨越千年的文化遗址，必将为晋东南地区文明发展历程，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全新的视角。
08
潞州区秦家庄明代镇国将军朱胤杊家族墓：
沈王后裔墓群 揭秘明代宗室生活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长治市考古研究所、长治市潞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项目负责人：
王京燕
主要参与人：
杨柳、籍怀芳
明代山西为朝廷藩屏重地，先后册封晋王、代王、沈王三大藩王体系。近年来，零散明代宗室墓偶有面世，但保存完整的明宗室家族墓葬的考古，在山西还是空白。
2025年，长治有了石破天惊的发现。
这片沈王体系的砖室墓，位于长治市潞州区秦家庄，世系清楚，以朱元璋的六世孙朱胤杊为祖，祖孙三代七座墓葬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一处家族墓葬群。
墓葬共出土器物722件（套），随葬品中有瓷器、琉璃器等。琉璃明器涵盖仪仗、侍从等各种俑类及房舍、祭祀用器、生活用具等，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墓主人生前的衣食住行。墓志更透露了大量信息，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为研究明朝宗室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祖孙三代为沈藩唐山王后裔
秦家庄墓地位于潞州区东南部，为配合省级重点工程长治南烨LED外延及芯片项目建设，考古团队开展了前置性考古发掘。2025年共发掘明代砖石墓7座，墓葬均埋藏较浅，且全部遭盗掘，盗洞处可见裸露的墓砖，墓室多遭破坏。
这7座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均为长方形拱形三层结构的单室墓，仅面积略有差异；墓葬一般为夫妻合葬形制，5座墓葬出土了石墓志9合18件。根据墓志可知，秦家庄墓地是朱元璋第六世孙朱胤杊及其子孙的家族墓地。
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京燕介绍，朱胤杊15岁时受封镇国将军，去世时65岁，他是朱元璋第21子沈王朱模的五世孙、唐山王朱幼墧的曾孙、第三代唐山王朱勋瀓的小儿子。出土墓志的5座墓葬，是朱胤杊夫妇合葬墓、他的次子及夫人合葬墓、季子及夫人合葬墓、一个孙子及夫人合葬墓、以及另外一个孙子的墓葬。
王京燕推测，没有出土墓志的两座墓葬可能是他的长子和另一个孙子的墓葬。
该项目的现场负责人、长治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杨柳说，项目进展是从2024年12月开始的，到2025年4月结束，让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全是水，24小时不停地抽，都抽不完。”“大冬天的，十几个人，穿着雨鞋，在泥浆里做考古工作。”
王京燕介绍说，墓地所在地的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导致墓室长期浸泡于水中，墓室灌满了泥浆，棺椁等木质器物难以保存，也给发掘带来了难度，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盗墓者对随葬品的彻底盗取。
出土文物中琉璃器物占大多数
7座墓地共出土器物722件（套），其中琉璃器物647件、陶器43件、瓷器14件、石墓志9合18件。出土文物以琉璃器为核心，涵盖出行、房屋、祭祀、生活器具四大类。家居用品有柜子、箱子、椅子、脸盆架、脸盆等，厨房用具有灶台、水缸、水桶等。祭祀用品有供桌、高柄豆、爵、烛台等。琉璃俑有仪仗俑、乐俑、男女侍俑、抬轿俑、牵马俑等。
相较于房屋、日用品以及祭祀用品类的琉璃俑而言，人物类型的琉璃俑更为生动，这类琉璃俑主要有仪仗俑、乐俑、抬轿俑、牵马俑、女侍俑等。在这些琉璃俑中，仪仗俑和乐俑的数量较多，其中又以鼓俑数量最多。乐俑手中所持乐器有鼓、箫、笛、笙等。
从出土琉璃俑的服饰上看，男性琉璃俑有的头戴白色烟墩帽（帽身残留部分红色颜料）或是黑色圆顶高帽，身穿绿色右衽交领长袍，腰系带，下身着白色长裤，脚穿黑色尖头鞋，立于长方体基座上。其中琉璃俑所戴的烟墩帽和圆顶高帽看起来比较特别，杨柳介绍说，根据一些记载，这些款式的帽子都是明代常见帽形，也有说这种帽子是内臣所用的。
杨柳告诉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秦家庄墓葬群出土的琉璃俑，与2018年长治史家庄出土的琉璃俑高度相似。史家庄墓葬的墓主人是两位奉国将军，也是沈王后裔，是朱元璋的七世孙。
不仅如此，2000年7月长治市博物馆对北石槽明代朱勋滕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琉璃随葬俑群，同样有各种形象的人物俑，还有鞍马、狗、鸡等动物俑；日用器物模型也种类繁多，除庖厨用具、室内器物、家具摆设，还有磨盘、水井、轿等户外生活用具以及房屋模型等。
秦家庄墓葬出土的琉璃物，与长治地区其他明代沈藩后裔墓葬出土的琉璃物品都高度相似，这些明器负载了当时社会的各种信息，一定程度地展现了明代宗室的衣食住行，是窥探明代宗室世俗生活的重要窗口，同时对研究长治地区琉璃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写在砖石上的明代宗室史
“明宗室墓虽屡见报道，但保存比较完整的明宗室家族墓葬，在山西还是首次发现。”王京燕说，这批砖室墓世系清楚，是一处比较完整的明代宗室家族墓地，虽盗扰严重，但墓志资料涵盖埋葬制度、俸禄、婚姻等内容，弥补了史料记载的不足。
以往发现的沈藩宗室墓葬多数都是单个墓葬，而秦家庄墓葬群的七座墓葬来自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且从墓葬排位来看，有明确规律。墓葬分布依照辈分南北分三排，第一排为镇国将军朱胤杊及夫人墓，位于墓群的最北部；第二排为次子、幼子及夫人墓，同辈间依照长幼顺序南北错列。第三排为孙辈墓M1和M7。有两座墓被严重破坏，墓志应该被取走。从已知墓葬分布规律看，其一，位于朱胤杊东侧，家族墓葬中的第二排，墓主人可能是朱胤杊长子。另一座没有发掘，亦在第二排，墓主人亦应属镇国将军朱胤杊家族的一员，可能是朱胤杊三子。
王京燕说，朱胤杊家族子嗣繁盛，育有五子二女，其中四子早逝，其余四子封辅国将军，二女封县主；孙辈六人，五人封奉国将军。
明代宗室子弟命名有一定的规矩。朱元璋由于子孙众多，担心名字难免重复，于是为儿子们的世系各选了不同的二十字为字辈，而一旦有子孙出生，宗人府便依世系立双名，其中中间一字为所在世系的字辈，最后一字则按照“火、土、金、水、木”的顺序选。朱胤杊一辈为木字旁，其子辈为火字旁，孙辈为土字旁。
从墓志记载看，朱胤杊家族联姻对象包括潞州卫指挥使、庠生及地方乡绅，体现了宗室子弟通过与军事、科举、地方势力的联姻巩固地位的现实，符合明代宗室联姻礼制。
墓志中还提到了明代宗室俸禄的一些情况。朱元璋开创大明之后，下令所有宗室子弟，都只能靠正常的宗室俸禄过日子，不许授予任何职位，也不许出来做事。为此，给宗室子弟制定了一套供养制度，从亲王到奉国中尉，一共八等，每一等所享受的待遇不同。亲王每年俸禄为禄米万石，郡王岁两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朱胤杊作为镇国将军，按照规定其俸禄应为禄米千石，折算为今粮食数量可达十几万斤。
明代宗室的俸禄制度，到了明代中后期就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从嘉靖年间逐渐开始出现中央政府无法支付足够的宗室禄饷，出现欠薪的情况，在史料以及一些出土墓志中多有记载。
王京燕还介绍，秦家庄墓地墓葬排列有仿昭穆制度，但规制并不严格。另外此次发掘中，在朱胤杊家族墓葬群未发现明堂等遗存，推测因埋藏浅、后期破坏严重所致抑或有其它原因。
从琉璃俑群到墓志铭文，从墓葬布局到联姻网络，秦家庄明代镇国将军家族墓的发掘，犹如打开了一部写在砖石上的明代宗室史，在诉说着那个时代的历史演变和制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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